何曉清教授的訪談文章《在哈佛教六四有什麼難》讓我想起了一段往事。
後來，1997年一月的時候，我有事到北京，那時認識了一位北大的女研究生。
她跟我同年，念的也是同樣的學科，我們對彼此都滿好奇，言談間不免也聊到了一點政治情勢，她非常典型地問了我大陸人對台灣人的典型疑問：「為什麼台灣那麼抗拒統一？」
這問題實在一言難盡，於是當下我只能回答：「妳想想六四，那太可怕了。」
結果她看著我，大笑說：「哎呀！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啦！」
那時距離六四不到八年，但在她的心中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。她那句話中隱而未說的下一句是「那麼久以前的事情——還提它做什麼」。
跟我對話的人並不無知，她是北大的研究所的碩士生。
跟我對話的人並非來自鄉下，她在天津市長大。
跟我對話的人並不年幼，她跟我同年，六四發生的時候她跟我一樣是個大學生，我們跟在六四中死亡的學生們年紀相當。
所以我們應當知道，在中國大陸，即使是跟那些在天安門事件中死亡的學生們同世代的知識份子，在中國傳媒建構出的系統下，他們對於六四的認知跟我們有多大的差距。
而這樣的差距，將隨著時間，隨著世代交替，成為難以對話的鴻溝。
的確，23年過去了，我跟北大碩士生互動的經驗也過了15年了，在何曉清教授文中的那些來自中國的接待家庭，即使到了美國，也選擇相信他們過去在中國所接收到的訊息，他們依然選擇相信這世界上對於中國的批評是出於「見不得中國好」。
能夠離開中國到美國謀生、在美國社會掙得一席之地的中國家庭絕非泛泛，這個家庭的中國家長在中國社會中至少是知識階層，他們對於六四的認知絕非他們特有，而是中國的普羅大眾的看法。
這表示：在這個世界上，有將近13億人仍然相信著你我都知道是謊言的事情。
我見識淺薄不學無術也很少關心國家大事，所以我並不知道我們該如何面對這樣的荒唐。只是，可能因為在六四中死去的那些學生與我年齡相仿，使我對六四耿耿於懷。
那種感覺就像是，隔壁班的某個不熟的同學被他爸爸殺了，兇手至今逍遙法外，而被殺同學的家族親戚們至今仍說那人是個好爸爸因為他有養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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